Do I Know You?
“There’s still truth in the stereotype of Finns being silent,” says Max Ovaska
Finnish actor and filmmaker Max Ovaska is equally at home in front of the camera as he is behind it. You probably won’t hear him bragging about it, however.
对于国际观众来说,他们或许是通过近期热播的影视作品认识了芬兰演员麦克斯•奥瓦斯卡——他曾参演网飞(Netflix)剧集《窒风之中》(Deadwind)和《边城小镇》(Bordertown),还曾在同样广受好评但风格迥异的故事片《无名战士》(Unknown Soldier)和《重金属囧途》(Heavy Trip)中的出镜。
然而,对于这位土生土长的赫尔辛基人来说,最近国际知名度的提升只是其演艺生涯的又一个阶段,毕竟他12岁就出道了。如今,在纵横影坛数十年,收获无数赞誉之后,他开始转到幕后,立志在新事业中乘风破浪——且毫无夸张之嫌。由他执导的毕业作品《运毒人》(Carrier)讲述了一个非传统毒品走私贩的故事,这位走私贩是一名孕妇,搭乘渡轮穿越波罗的海,往返于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
这部短片已在世界各地的10多个电影节上展映,包括今年夏天在捷克举行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该片标志着奥瓦斯卡的工作重点悄然变化,他开始渴望制作自己的电影。
我们和奥瓦斯卡坐在赫尔辛基郊区卡利奥(Kallio)的一个阳光露台上,聆听他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在附近公园传来的富有节奏感的邦戈鼓声中,奥瓦斯卡讲述了自己“四海为家”的故事,分享了他与好莱坞大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共同特质,并向我们透露了旅行中何时是削苹果的最佳时机。
您在2020年毕业于芬兰阿尔托大学ELO电影学院。为何多年以后又重新开始学习呢?
哦,其实我之前没在学校接受过专业训练。我从来没学过表演,但我从12岁就开始演戏了。一个作品通常就延伸出下一个作品。所以,我在出演不同作品的过程中学会了表演技巧。我在18岁时,我决定把步调放慢一段时间。因为我想去旅行,于是我开始搭便车环游欧洲。有五六年的时间我“四海为家”,背包里装着全部家当。
那一定是十足的冒险经历。您在旅行中遭遇了哪些对芬兰人的刻板印象?
哦,我被问过很多次是否带着刀。[笑]
那……?
实际上,我一直随身带刀。有一个妙计,我在搭便车期间感到不安全时用过几次。在德国,坐在某人的车里,以时速200公里飞驰时,我感觉自己受到威胁,于是拿出一把刀,开始削苹果。这样威胁就结束了。[笑]
我还认为,外界对芬兰人沉默寡言的刻板印象不无道理。我有点内向,比如说当我从任何地方回家时,我都会去一家杂货店,那里太棒了,清净无声。我想,整个人都置身于静谧惬意的空间中。呃,也许不是城中的这个地段。[指向隔壁公园里的邦戈鼓手]
那个邦戈鼓手可能对此有话要说。
[笑]我喜欢被生活中的各种声音包围,也很欣赏这里的人们普遍尊重彼此的私人空间。
我最终进入了阿尔托大学。在申请学校之前我拍了一些短片。我满怀激情,而在继续前进的过程中,这样的激情不可或缺。我意识到大学提供的这个教育对帮助我正确地打开大门有所助益。学科感觉很有趣,于是我就入学了。可以说,专业教育确实帮助我打开了大门。在申请工作时,到处展示自己的毕业作品是很有帮助的。
说到这里,祝贺你的短片《运毒人》(Carrier)。这部影片无疑充满惊喜。您最初的想法来自哪里?
入学之前,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要拍摄一部故事片,女主角身怀六甲并陷入麻烦。我与[编剧]约瑟菲娜•劳蒂埃宁(Josefina Rautiainen)搭档,我们一起构思,敲定大纲,然后她开始着手写剧本。 剧本并非根据我最初的点子,但是我确实从自己的思绪中创造了这个角色。
很快,剧本的导向成为颠覆预期,所以我们也将孕妇设定为主角。当你在电影中看到孕妇时,她们通常行为笨拙,依赖他人,这样的人设是为了讲述男人的故事。这抓住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决定将主角设定为一名能力不凡的孕妇。我们希望在审视片中所有角色时尽量不带偏见。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初衷是将喜剧片和惊悚片这两种类型结合起来。
作为一部毕业作品,该片表现不俗:已在世界各地的10多个电影节上展映。
这很有趣,因为在我们写电影剧本时,学校老师告诉我们,这部电影可能不会在电影节上大热,暗示着能在电影节上亮相的短片往往是艺术电影。而这部电影的故事脉络清晰且颇具娱乐性。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四天完成了电影制作。然后,我想糟了,影片不会出现在任何电影节上,因为所有电影节都会被取消。但最终,我的作品成为第一部角逐美国学生奥斯卡奖的芬兰电影。随后,影片在一些欧洲电影节上亮相。今年在捷克举行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是我在线下参加的第一个电影节,其他电影节均以线上形式举办。本次电影节很酷,因为主办方设置了“未来框架”(Future Frames)单元,重点推荐了10部欧洲短片。我们作为一群彼此素昧平生的电影人奔走在电影节现场,这次经历真的很棒。
关于这部电影,您收到的最好的反馈是什么?
很多人都说,他们希望片中故事能继续下去。但我想最好的反馈是当你与观众一起在展映现场时。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导演一场戏实际上是在引导观众的反应;你在某种程度上糅合了所有这些电影制作元素,营造出人们可以产生某种特殊的感,而你在引导这段旅程中的情感弧线。
笑声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反应指标,因为它是可以听得见的。不过在芬兰,人们更像我:当电影中有搞笑桥段时,我通常不会放声大笑,我只是看剧情,心想,天呐,太搞笑了。[笑]所以,我并不期待会听到太多笑声。但在电影院里,你可以和观众产生共鸣。我认为,当影片中的细节让观众有所感触时,这就是最好的反馈。你能感觉到观众的感受与你的创作初衷不谋而合。
不过,我原以为您会对笑声习以为常。《重金属囧途》是近年来最富喜剧色彩的芬兰电影之一,在国际上大获成功。不过没有多少人能认出以尸妆出镜的您。
[笑] 哦,谢谢。可以说,我们演员是出卖隐私的职业。我想这是演员片酬很高的一个原因。人们有时会想,为什么他们能得到天价片酬。好吧,演员可以说是在出卖自己的脸和自己的隐私。所以,《重金属囧途》很好,因为我只在第一场戏中露了脸。对我来说,这次合作很划算,因为我省下了必须露脸的部分。[笑]
拍那部电影是什么感觉?
感觉很棒。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位导演:裘索•拉提欧(Juuso Laatio)和尤加•维迪葛伦(Jukka Vidgren)。他们来自北方,待人谦卑。他们在工作中毫无自负情绪,所以和他们一起工作很棒。电影讲述的是一段啼笑皆非的囧途。我想关键是导演们把它拍成了一部超赞的电影。这是一种奇妙的变化;你在读剧本时不会知道这些。
您还有机会与好莱坞大师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合作。您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2020年访问芬兰一周时,他与一些演员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那段时间里,我担任他的助手,并拍摄了排演过程。在此期间,我从他身上受益良多。当然,我吸取了所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实际上,我指导演员的方式和他非常相似,这让我深感欣慰。作为一名导演,我觉得自己很好地传承了电影大师的成功经验。[笑]所以这让我在专业层面建立起信心,也让我相信自己在指导演员方面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他执导的规模最宏大的电影之一是《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您曾出演过《无名战士》,对战争史诗片也不陌生。
那是我最棒的拍摄经历之一。《无名战士》的拍摄周期90天,我在片场呆了大约80天。我们和所有演员住在野外的帐篷里。这样的方式很特别,因为这里的电影通常不是这样制作的。预算高达700万欧元,这对当时的芬兰而言是制作费最高的一部电影。
我们有一个英国特效团队制作爆炸特效,他们曾参与《变形金刚》(Transformers)的特效制作。他们之前拍摄的影片都是耗资上亿美元的大制作,然后他们来到芬兰,在灌木丛中拍摄一些独立电影。[笑]所以对他们而言,这次预算非常低。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部电影是当时堪称芬兰史上最大的制作。
芬兰正试图通过25%退税等举措吸引更多国际团队前来拍摄影片。除了为特效爆炸提供公认的理想场所外,这里的电影制作环境还有哪些亮点呢?
我们的制作成本低,速度快,因此深得当地电影制作专业人士的认可。人们敏锐反应快,能灵活变通,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我认为芬兰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在这里拍摄电影轻松自如。我有一个在洛杉矶的导演朋友,他说拍摄电影是一项浩大工程,在街上拍摄甚至要获得许可。但在这里,人们通常都很乐意让摄制组拍摄。
在结束采访之前,您能用一句话描述一下自己吗?
这是个难题。我会说自己是个成年男性人类。[笑]
是什么激励着您?
毅力、雄心和同理心。
您收到过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小时候,我妈妈经常给我一条建议。当我想从商店买东西,但我们买不起的时候,我妈妈总是说“想要的想法很便宜”。
在您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是什么?
我想说独立,没错。这也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因为妈妈希望我和我的弟弟能够独立,这在她培养子女的很多细节上可见一斑。我想对我来说,最大的失望与威胁我的独立性的东西有关。
有趣的是,您从事着导演工作。在这样的协作环境中,您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很好的问题。作为一名导演,这也是你想要的:你希望人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保持独立。所以,这也是我珍视的东西。我注意到,我对任何工作感到兴奋的主要原因是,我需要那份信任,相信你做得到的,而不是仅仅成为为别人递送工具的角色。当我被赋予一项自己可以独立操作的任务时,有一种让我进入项目的感觉。这就是我作为导演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要让他人也可以在自己的艺术形式中保持独立。
最后,您对10年后的自己有什么憧憬?
[笑]那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天呐,差不多是我人生的三分之一。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所希望的是作为一名拥有足够权威地位的艺人,有针对艺术问题独立做决定的权利,比如选角。所以,我会说以更多的独立性来制作电影和电视。 [笑]
我希望自己以芬兰为大本营,因为现在旅行得越多,我就越喜欢这里。这个国家的确精彩无限。
为何这么说呢?
当我在少年时期第一次离开这里时,我在心里说,‘见鬼吧这里’。但在回国后,我感到自己的根在这里,一切都让人感到舒适自在。你明白吗?另外,这里影视作品的内容越来越好,总体质量不断提高。我想成为芬兰文化的一份子,亲身打造芬兰文化,并发动人们参与到这项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