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 language should be considered a minority language, not a disability,” says Signmark

说唱艺人西恩马克，本名马乐高•沃利黑摩（Marko Vuoriheimo，44岁），一直努力突破疆界。他曾将圣诞颂歌翻译成手语，供其聋人父母欣赏，自此开启音乐教育之路。接着他制作了芬兰MTV频道的音乐视频和说唱音乐。西恩马克对音乐事业的追求一度饱受质疑，但他在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个获得唱片合约的聋人音乐家，用出色的成绩证明了自己。

从那时起，西恩马克在全球1000多场音乐会上精彩演出，成立了两家公司，并担任芬兰外交部的特别代表。他始终心怀激情，正能量满满，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半途而废”。

西恩马克已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拥有演讲家和励志演说家的头衔，辉煌的成绩证明他一直在人生路上努力前行。而在对他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他也从不回避，大胆表明立场。事实上，针对人权和宽容问题发声一直是西恩马克职业生涯的核心部分。他最想传达的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改变，手语应被视为一种少数群体使用的语言，而不是残疾人的特点。

我们采访了西恩马克，请他畅谈音乐、创业以及最难忘的演出经历。

您身兼多重身份：艺人、演讲家、创业家。您似乎喜欢忙碌的生活。您如何用一句话描述自己？

我不擅长说不。我善于社交，也很有野心，我总是想参与任何有趣的事情。如果我开始做一件事，我就想把它做好。这适用于一切领域：音乐、商业和体育，不一而足。

例如，我曾报名参加在芬兰禺拉斯（Ylläs）举行的70公里越野滑雪比赛。我在开赛前几周才得知，那次比赛设置了经典式项目，而不是我所知道的自由式。但我还是买了一副芬兰Peltonen品牌的新滑雪板，开始练习，并为之努力。

您已经发行了三张专辑和一张EP。当您开始创作音乐的时候，过程是怎样的？

随着专业知识的增长，我的创作过程与早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我首先会和我的制作人讨论几个主题以及我的构想，然后我们开始创作文案。接着，在音乐中，我先专注于低音和振动。最后是手语翻译。接下来是制作人和主唱的工作：以确保专辑的整体效果。

我希望演绎我的歌曲的歌手能感觉到这些歌曲也是他们的，所以我想在创作过程中尽早让他们参与进来。当他们对自己演绎的歌曲感到满意时，你也会感受到舞台上的表演精彩纷呈。

您最初是如何接触到音乐和说唱的？

事实上，我在这所房子里萌生了对音乐的兴趣。这是我祖父母的房子，我在他们去世后买了下来。我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个圣诞节。房子附带一个地下室、一间酒吧和一个游泳池。有一年圣诞节，我的祖父母下楼去听圣诞颂歌。我跟着他们，看看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开始问问题。我可以唇读祖母唱的内容，还能听到一点低音，所以我开始用手语给父母唱这些歌。音乐蕴含着巨大能量，能够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我在MTV上观看音乐视频，并将歌曲翻译成手语，比如邦•乔维（Bon Jovi）和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然后是说唱，比如汉默（MC Hammer）、Run-D.M.C乐队和人民公敌乐队（Public Enemy）。我喜欢他们的风格，因为他们在表演时使用了大量手势。还有，我讨厌有领衬衫。

我开始研究说唱文化，翻译说唱歌曲。最后，我肯定已经翻译了几百首歌了。

您如何描述自己的音乐风格，您的音乐风格这些年来有着怎样的变化？

我没有一种独特的风格，然而我的音乐也许可以被形容为：可以让人起舞，并传达重要讯息的说唱音乐。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歌曲的主题，而不是音乐风格。起初，我非常关注社会问题。例如，我在歌词中提到了聋人被禁止结婚的时代。

在音乐圈浸淫许久后，我将创作重心转向舞曲。我的第二张专辑更趋商业化，粉丝们仍然要求我表演那类歌曲。

我的第三张专辑收录了几首堪称上乘之作的歌曲，但或许我在制作过程中投入了太多精力。这张专辑的风格多元，多位艺人特色各异，因为我想展示不同歌手手势表达的丰富变化。我想向听觉正常的人士展示，如果歌曲有变奏，那么手语也会随之变化。

去年，我发行了第四张专辑，一张名为《Viva La Parola》的EP。我不再试图假装自己30岁，并且将[对我来说重要的]问题再次摆在第一位。

您是第一个与国际唱片公司签约的手语音乐人。这对您来说有什么样意义？

这份签约的影响是巨大的。那时还没有社交媒体，人们购买CD，而CD的制作成本很高。通过这份合约，我获得了知名度，并真正进入了音乐圈。

如今，唱片合约不再像以前一样是那么具决定性的事，因为自助出版及创建自己的受众已经变得普及。但是，我仍然不建议单枪匹马，因为音乐人确实需要首先了解音乐行业和音乐圈。

您的演出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每场演出都有其令人难忘的地方。但如果必须迅速挑选几场，其中之一是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音乐会。大约5000人齐聚公园里等待演出开始，芬兰外交部长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将与我同台表演。然后，有人打电话向大使馆发出炸弹威胁，必须对整个公园进行搜查。所以开始时间被推迟，但最终音乐会依然精彩纷呈。

另一次是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那次活动规模很小，只有几百人参加，但很重要。活动宗旨是纪念我的年轻粉丝，一个叫艾玛（Emma）的聋人女孩。

早些时候，艾玛给我发电邮，说她是我的粉丝，甚至飞到马德里去看我的音乐会。我在赠送签名专辑后准备离开现场时，艾玛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也拍了一张合照做纪念。几个月后，艾玛的表弟给我发电邮，说艾玛被一位有纳粹背景的男性强暴并杀害。在她的葬礼上播放了我的歌。

我想再给她寄一封信，所以我写了一首歌——《The Letter》。我在克赖斯特彻奇纪念音乐会上演绎了这首歌，艾玛的许多朋友和家人都参加了这场音乐会。那一刻格外艰难，但很重要。

人权和宽容问题一直您职业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您认为公众对聋人文化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在演讲时，我经常把这种情况比作过去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时代。现在我们有了更清晰准确的认识。同样，公众常常把我们视作残疾人，而他们应该把我们看作是有自身语言的少数群体。

目前，人们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医疗、手术、药物治疗等方面。谈论残疾会陷入认知误区，但如果人们像看待其他语言一样看待手语，他们的态度就会不同。

我一直说，除非修改法律，否则这些状况不会改变。遗憾的是，大多数公司不会创建聋人友好型网站并提供配套服务，除非这是一项法定要求。如果我注意到一个网站无法访问，我常会向非歧视监察专员投诉。尽管如此，当建议公司创建具有包容性的环境仍属于建议而非强制，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改变。

除了音乐事业外，您还是一名演讲家和创业家。能分享一下您创办的公司的情况吗？

2009年，我创办了自己的制作公司“手语标志”（Signmark Productions）。那时，我是代表芬兰参加《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的候选人之一，我想自己制作我们的节目。这家公司仍在运营中。例如，我们制作音乐视频，将歌曲翻译成手语，并制作手语版的Pikku Kakkonen[芬兰一档深受欢迎的儿童节目]。

2019年，我创办了一家手语翻译公司。我们的网络中现在有大约20名翻译员。我们还开发了一款名为Chabla的移动应用程序，任何使用手语的人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可以拨打和接听翻译的电话。

您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您是如何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呢？

我们建立起了适合全家人的生活作息，但我不得不承认，有时很难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然后只需要深呼吸。作为一名创业家，必须保持高度灵活，可能要在家庭时间与服务团队和客户之间的寻找一种平衡。

对您来说，完美的周日会是什么样子？

一个满足基本需求的日常一天。美食，运动，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当然还有桑拿。

有时，我可能需要把孩子们留在家里，和朋友们出去玩一晚上。

您在自己的专辑中与几位艺人合作过。您还想和谁一起做音乐？

我想和很多人一起工作。长期以来，我的梦想是和[U2]主唱波诺（Bono）同台演出。我们都高度关注人权问题，能够产生共鸣。

还有一场演出未能如愿，这让我至今仍倍感沮丧。我曾有机会参加迈克尔•杰克逊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最终，巡回演唱会成为泡影，但如果能参与其中，这样的经历将会很赞。

我希望与之合作演出的第三个人是卡尔•马尔姆（Carl Malm）。马尔姆于1861年创办了芬兰第一所聋人学校，并创造出芬兰手语。